1935年7月，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，红军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。据童小鹏日记的统计，本月行军9天，休息了22天。对一支连续行军一万多里疲劳不堪的大军来说，确是难得的喘息机会。

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。田野里的青稞已到收获季节，7月18日，红军总政治部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。并作下列规定：

(一)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，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。

(二)收割麦子时，首先收割土司头人，只有在迫不得已时，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。

(三)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，必须将所收数量，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（照总政所发条子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，插在田中。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。

(四)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，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。

命令一下，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。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。由于上级规定每人要完成三十斤的任务，也就顾不得是谁家的麦子，麦子成熟与否，只管先收了再说。为此林伯渠部长特别规定：“湿麦三斤抵一斤。”

第一阶段筹粮(7月5日-8月15日)，收麦连同搜索，共得73万斤。这已是尽力而为，但对十万大军来说，仍是杯水车薪，不够几天吃的。

聂荣臻元帅回忆说：“在饥饿中，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。蔬菜简直谈不上，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。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，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，还开玩笑说，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！部队到了毛儿盖，粮食情况才比较缓和了。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，土地肥沃，青稞比较多，蚕豆长得很高，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。当然，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，仍然只能救一时之急。”

原红四方面军战士宗国治回忆：“毛儿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番区，数百人家，地方很小，拥挤了无数的部队，当时准备干粮是我们全军的中心紧急工作。但该地粮食缺少的很，又值春禾未熟之期，任务是这样的艰巨迫切，怎么办呢？

后来就决定采集未熟的青稞麦穗，每天早上八点钟部队全体出动，到麦地里采集麦穗。我们没有任何工具，只得用手指甲将麦穗掐下来，用火将麦芒烧掉，用手搓出少得可怜的麦粒来，再用锅炒干，作行军的唯一食粮。

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，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，只有采能吃的野菜充饥。记得我连在马塘山担任警戒时，打了一只野牛。全连每人都分了几两牛肉，我们班分了有一方尺大小，大家围了一堆火烤着吃。我那时13岁，未吃到牛肉，和班长争闹起来。（在采集干粮时这样的纠纷很多）后经指导员把班长和我都叫去，解释了一下，问题解决了。”

部队闲的时间久了，难免要生出些是非来。一、四方面军之间为粮食问题发生争执，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。

例如7月18日，红一军团因驻地转移，1师在毛儿盖存的一批粮食由30军88师接管。后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晓去要粮食，遭到拒绝。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发电报向总部反映：

林转先念同志并报朱、张：

在毛儿盖附近所收集之粮食，截至15日止，除各部队带足十日外，得储约在十万斤以上。最多为1师驻地。当1师出发时，仅一部成仓。88师政治部及直属队驻在该地区，并要其看守该地区粮食。

我于昨日派地方工作部长前去88师政治部，要其协同办理该地粮食，以便报告军委，但被其拒绝。告之此地粮食均应供给前线。今日没去信，去人说明统筹分配，仍要清理亦被拒绝，并给刘晓同志得以难堪。我以其组织上不清楚，与之解释亦不了解，故将刘晓同志撤回，勿与争执。

现已清理存储约五万斤左右，连日前线运去粮食不少，请先念同志查明。30军各团现有粮食若干，照规定现差若干，如已进足，望通知88师政治部主任将驻地之粮食清理成仓。以便计划继续供给前线和后续部队。并须尊重军委统筹分配原则。否则各自为政，先头部队觅食易，后续部队则困难。

朱德、张国焘接到电报，非常重视。

第二天立即致电30军政委李先念，要他处理此事。

电报指示：“望先念令88师政治部依照军委筹粮与分配的电令执行，在毛儿盖暂由一军团政治部统筹检查分配，其他不应拒绝。”发报时间是19日14时。

但在此之前，李先念已于早晨8时致电聂荣臻，解释了误会。说明因30军各团仅有二三日粮，所以与一军团同志发生争执。他已对部下进行批评，一场风波就这样解决了。

上述事情说明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顾大局、识大体的。但是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人，却保持着相当的警觉。

当时彭德怀带领三军团驻在黑水境内的亦念。

他回忆：“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，住在我处。说此地给养条件艰难，特来慰劳。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，还送来二、三百元银洋。我想这是干吗？

黄往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。我说，仗没打好，有点右倾情绪，这也没有什么。

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？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？如果是中央谈的，又问我干什么？

他又说，张主席（国焘）很知道你。

我说，没见过面。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，什么'欲北征必先南征’。

我说，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。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。

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，知来意非善，黄是来当说客的。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，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，阴谋破坏党内团结。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，这是明显的。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，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，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，送二、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。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。”

聂荣臻对陈昌浩也很警惕。他回忆：“有一天，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，吃了很多蚕豆。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，他是代表张国焘的。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，陈昌浩说：'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，荣臻同志你留下来，我们还要谈一谈。’

留下后，他问我，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？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？我说，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，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，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，我都拥护。

看来，他们认为，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，要做我的工作，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。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，但他在一边，在地图上划标号，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，他没有作声，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。

谈到晚上十点钟了，我说：昌浩同志，我要回去了，明天还要行军。他才说：好吧，你走吧。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，牵着一匹骡子，离开了。骡子我也不敢骑，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，我走中间，一个警卫员殿后。

我过去在不作战时，从来没有将手枪里顶上子弹的，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，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。老实说，我是怕陈昌浩整我，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。我走了半夜多，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。”

红军休息了近一个月，但局势却不容乐观。进攻松潘失利后，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。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，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。7月下旬，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、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、平武一带，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。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、下包座的防御，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。王均、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、天水和静宁、会宁一线，构成两道封锁线。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，缩小对红军的包围。李家玉部占领威州，王瓒绪部占领茂县，杨森部占领懋功。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、懋功以北的地区。

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，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。松潘计划不成功，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。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，离开这个地方。

8月3日，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，又拟订了《夏洮战役计划》。其要点是：“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，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，颇失时机。现特改为攻占阿坝，迅速北进夏河流域，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，向东压迫敌人，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，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。”其军事部署是：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、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、30军组成右路军，由中央直接领导，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，向班佑、巴西地区开进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、32军（原九军团）和红四方面军的9军、31军、33军组成左路军，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，以马塘、卓克基为中心集结，向阿坝地区开进。

新的计划拟订后，本应迅速执行。但是张国焘不着急，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，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，还须等待一些时间。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。

我所建议的要点是：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，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。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，统一意志并遵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。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。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，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。”

时隔多年之后，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准确了。两河口、芦花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。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特别强调，是因为他准备同中央摊牌——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，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。

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，中央没有丝毫迟疑，立即发出开会的通知：

国焘、昌浩、向前：

请准于明日四小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。并请通知傅钟、博古、邓发、凯丰、富春赶来到会。

8月3日21时

8月4日至6日，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。历史称这次会议为“沙窝会议”。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、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张国焘、陈昌浩、刘伯承、傅钟、凯丰、邓发、博古。

会议有两项议程：讨论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；解决组织问题。会议还未开始，就显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。

沙窝是红四方面军12师陈锡联的防区，张国焘回忆：“这里四面皆山，山上树林茂密，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，自成天地。”当张闻天迎接张国焘进村开会时，张国焘发觉他们“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，哨兵使用特殊口令，显得戒备森严。

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，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。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，如临大敌”。中央防谁呢？防的就是张国焘。

因为中央已经知道张国焘开会的目的是要权，用毛泽东的话，张国焘要开“督军团会议”，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。张国焘心里也明白，这是一轮新的较量。

会议开始后，张闻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报告第一个问题。主要内容是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，强调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加强一、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。报告后，大家进行讨论。

毛泽东首先发言。关于在陕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，他说：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，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，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。因靠近苏联，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。我们应做好准备，特别是到了甘肃、青海、宁夏，派一个支队去新疆。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，得到国际的帮助。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，物质条件缺乏，气候差，但均能克服。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有了总的方向，我们会合后，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，把党中央放在这里。

毛泽东还谈到一、四方面军的关系。他说：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、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。有些不好的现象难免，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时，也闹了不少乱子，这些经验今天还有用。两个部队一下合起来，是要经过一个时期耐心的工作，差异能克服的。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，以诚相待。

朱德发言说：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，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。要提高自信心，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。对一、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，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。

张国焘发言说：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，四方面军也是如此，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，各种问题才能解决。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，但从自我批评来讲，有些问题未注意到。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，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，是打掩护战，受了很多损失。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。

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，开展苏区，英勇善战。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，怎么说成是逃跑？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？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。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，不管叫不叫联邦。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。

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：不管哪个部队，一定有失败情绪、疲劳现象、纪律松懈，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，就会影响整顿。要抓紧整顿，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。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，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。纪律问题，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？我们并不赞成肉刑，就是有打骂，性质一定要弄清，不然会放松纪律。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，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治，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。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，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。

陈昌浩配合张国焘的发言说：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，关于党的领导问题，不应当说哪个反党，使下面怀疑不好工作。四方面军并没有人说党的路线不正确，只有我个人与泽东谈过话，说遵义会议前是单纯防御，遵义会议后又是决战防御，我以为只有进攻才是对的。后来经过与同志们谈话，我现在没有怀疑了。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来评价一方面军，但我可以担保他们没有反党思想，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些批评（如说纪律松）。估计一方面军，好的应指出。主要的危险是右倾，干部不负责任。应专门进行整顿。

四方面军到通南巴，张主席就说要建立根据地，坚决打敌人。出通南巴是由于战略决定向西发展，与敌情有关，与中央军委指示有关。我们主观上没有想要放弃通南巴，退出通南巴没有错。

周恩来说：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，我们的力量增强了。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，建立苏区。要相信自己的力量。关于路线问题，我们的整个路线是正确的。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，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，现在则是进入反攻了。对四方面军的估价，我想我们都看得清楚。对鄂豫皖已有估价，对通南巴还未有结论。对一方面军，虽然国焘、昌浩的估计过火一些，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，但应注意对下面的影响。国焘讲，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，这是对的。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。

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刘伯承、傅钟、博古、凯丰、邓发。会议由张闻天作了结论，大家原则上通过了决议草案。第一项议程结束了。

今天重读沙窝会议的记录，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与会者微妙复杂的心情。双方都知道，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与隔阂，但谁都不愿，也不敢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，而是谨慎地字斟句酌，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话，半吞半吐，闪烁其词。